1986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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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只过去了30年吗?为什么发生在当时的事件,和曾经被所有人理解和认同的英雄主义情绪,让今天的我们如此疏隔和难以想象?时间真的如江水浩荡,足以冲走一切?
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当年曾是长江岸边的少年。30年过去,少年已渐至中年,懵懂的见闻沉淀为对时代的记忆,青涩的认知内化为思索的力量,关于那个时代,又可以说些什么?
(写作者,重庆万州人,出版作品有《真话》《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等)
“他们都是英雄呀!”
讲台边,我杵一节竹竿身材,端着架子唱,小脑袋随节奏一点一点。同学们在底下整齐地拍掌应和,连那个曾穿花衬衫闯女厕所老在教室门边罚站的“周扒皮”也是一脸神圣。我心中一热,歌声高昂,眼前已花了。
这一天是1986年10月22日。晚上,我听邻居阿姨说,万县港好多年没这么闹热过了——码头边,梯坎上,人山人海,有人高举大字横幅:“向漂流长江的勇士们致敬。”长漂队的队员们一上岸,就都被欢呼的人们托举起来,举得高高的。
“他们都是英雄呀!”我脱口而出。
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年代。解放军是英雄,奥运冠军是英雄,跳进粪坑救老农的大学生是英雄,把巨额遗产捐给国家的女工是英雄,检举部长大吃大喝的厨师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在《宣告——给遇罗克烈士》中的这句诗,刺痛了很多人的心。人们崇拜英雄,呼唤英雄,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走出“十年浩劫”的蒙昧,超拔于人性的懦弱和猥琐,生活的平庸。“超越自我”,“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成为流行口号。
在某种意义上,那样的英雄主义氛围,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反动,是一个禁锢已久的社会获得一定自由空间后的触底反弹,也是忧患意识、改革共识的正效应,虽然仍带着意识形态的痕迹。
当年,渴望成为英雄的我们,常听人提起的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哪想到,日后这句话有了新版本:“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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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长漂队来之前,我心目中最新的英雄是尧茂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西南交通大学职工尧茂书听说一个美国探险家要来咱们的长江做首次漂流,顿时豪情万丈:“漂流长江这条东方巨龙,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首先完成?!”他上了“龙的传人”号橡皮船,开始首漂长江的壮举。可惜,后来他在金沙江遇难。
肯·沃伦没法理解当年中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被老师告知,中国还很落后,再不迎头赶上,就要被开除地球的“球籍”。尧茂书遇难后,报纸上说:“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他的脊梁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这个历经百年屈辱、“十年浩劫”的民族,急于在一个“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宣言,哪怕,有时用力过猛。
长漂队员们用尽了自己的力气。那个夏天,每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都有他们的身影。虎跳峡,湍急的浑黄水流带着旋涡,从高处滚落,滚入一片险滩,撞在江心耸立的巨石上,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嘶吼。远远的,一个小点,被水流裹挟而来,越变越大,原来是一只外裹橡胶轮胎的碉堡式密封船,转眼已至险滩之上,直线下坠。屏幕前的我,屏住呼吸,按住胸口。密封船坠下,被水流吞没,旋即浮现,在巨石上一撞,飞出十来米,像个受伤的人,强撑身体,摇摇晃晃漂向下游。
下游的我,看着漂流船过了虎跳峡,过了渡口,过了宜宾,过了重庆,向我而来。电视新闻里,十来名漂流勇士遇难消息的播报,一掠而过。一路的欢呼,掌声。
英雄们来了,我却要上课,没法去欢迎。要是能亲眼见一见他们,那该多好啊。
窗外的长江,拥着城市的灯光静静流动。我出了家门,去码头。英雄们走了,去感受感受他们留下的气息也好。
码头夜市,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老头细细打量一把藤椅。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是那个来漂长江的美国探险家吗?电视新闻里说,这家伙组织的漂流队在金沙江上失败了,不漂了。
我走到他身边,挺直身板,骄傲地扫他一眼。哼,美国人有啥了不起的?你们不是在朝鲜战场上被我们打败了吗?洛杉矶奥运会,你们不是在家门口输给我们的女排了吗?现在,我们的女排,已经是五连冠啦。
想起在路边小人书摊看的一本小人书,说的是孙悟空、沙僧、猪八戒去了美国,参加橄榄球比赛,把那些美国佬打得落花流水。哈哈,龙的传人就是厉害。
又想起爸爸的一个朋友,四十多岁了,移民去了美国,在他同为华人的老丈人开的中餐馆洗盘子,工资不比其他人多一分钱,借他老丈人一桶汽油都要还。资本家啊,资本家。难怪政治老师说,美国的资本家把多余的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劳动人民喝。
老师教导我们,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早日成为四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想到这里,我毅然转身,回家去做作业。
汽笛响起。江边,一艘灯火通明的豪华游轮,像从天上来,正往趸船上靠。游轮头的钢丝绳被甩过来,趸船水手跑去接了,在铁桩上套牢。呼喝声、口哨声中,游轮头碰上趸船边的一排橡胶轮胎,两边都是一颤。游轮船身的几根钢丝绳再被甩过来,套牢,船身悠悠靠拢,水手搭上跳板。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一派烟火气。
这一套把戏,我从小看起,总也看不厌。
游轮上下来一队人,上了梯坎,我才看清,都是金发碧眼。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少年,蹦蹦跳跳地在前头,看到我,一笑。
我别过脸往家走,不回头。唉,今天的作业可真不少,只怕又得熬夜了。
“战士万岁”
老山,是我心中一个神圣的名字。老山是中越边境防御作战主战场。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和电视剧《凯旋在子夜》里的老山,山形险要,堑壕、暗堡和坑道纵横,敌人攻来,我们的战士叔叔纷纷从栖身的“猫耳洞”里跃出,冲入枪林弹雨。
人人都在说“老山精神”。不过,没有人解答我的疑惑:明明我在以前的小人书上看到,越南人民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家还援助他们打美国鬼子,怎么没过多久,他们就变成了侵略我们的越南鬼子?
我不知道,当年的老山,《小草》已经跨越了国界——我们的战士喜欢唱《小草》,天天在堑壕里唱。敌人的堑壕离我们很近,只隔一二十米,他们天天听,学会了,也唱“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们的战士火了,从堑壕里捡起一只破胶鞋,甩过去,冲那边喊:“你妈的,你也够格唱?!”
二十多年后,北京,当年的战地记者刘铁生向我讲起这个细节,不胜感慨:“这就是战争生态呀。战争生态是什么?它是民族的一种意志,是个人的一种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达,但不是那种抽象的革命英雄主义。”
而在当年,我们表达革命英雄主义的方式,就是在班会上一遍遍咒骂可恶的越南鬼子,一次次高呼“战士万岁”。虽然只有那个女同学收到了前线战士叔叔的回信,我们已经开心得像得到了一件天大的礼物。我们端坐,细听女同学宣读来信,生怕漏掉一个字。
战士叔叔在信中引用了“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口号,勉励我们好好学习,早日成为四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我们把掌心都拍红了。有男生当场提出,长大了当兵去,打越南鬼子。
四年后,北京亚运会开幕式,越南代表团入场,运动员们微笑着向看台上的观众挥手致意。电视屏幕前的我,心里有点怪怪的。
我响应学校号召,给亚运会捐了两块钱。
而援助非洲难民,我捐了五块。本来想捐两块的,老师说,捐五块,就可以得一张纪念卡。
印了红十字标志的卡片上,有小小的非洲地图,地图上有一条河。地理课本上说,那是尼罗河,世界上最长的河,比长江还要长。
比长江还要长?我想象不了。
我让爸爸买了一只地球仪,把它托在掌上,转来转去地看。我看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看它们流经高原和平原,城市和乡村,流入大海。而地球上所有的大海都连在一起。这么说,长江的水,最终也会和尼罗河或密西西比河的水相遇?世界不是像一口大水缸么?我们中国人,不也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是这水缸里的一种鱼么?
只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真正水缸里的鱼那么平和快乐?说是崇拜英雄,为什么我的外公,抗美援朝老兵,正直和善,与世无争,却因不会讨好领导,被人诬陷“破坏计划生育”,被组织开了批斗会?说是建设四化,为什么我常听爸爸感叹,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工资调不了,房子分不到?
“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
丑陋的中国人?我不服气。
还有很多人不服气。《丑陋的中国人》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当时的省委书记连夜把出版社社长叫到办公室,几乎拍桌子了:“我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
多年后,我在网上看到时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俊年回忆的这一细节,哑然失笑。
1988年的夏天很热,长江照旧发大水,大太阳把人烤得火爆了。突然袭来的那场抢购风中,商场里的人群眼看要把货柜挤倒,一个男人杀出门来,紧抱满怀的卫生纸,喜笑颜开。
1988年8月,即将进行价格改革的消息传开,人们认为新一轮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各大中城市立即出现抢购风潮。
爸爸托熟人批了张条子,花两千四百块,从城郊一家商场的库房里提出一台“南极”牌冰箱,雇了辆板车,汗流浃背拉回家。绿皮大冰箱像个门神立在厨房里,发出很响的噪声,像老牛拉破车。包装纸箱正面印了两个大字:副品。
我闷声问爸爸:“两千四百块买个副品?”爸爸说,晚一步,副品都没了。
虽然对副品有点不满,我还是庆幸于爸爸能搞到一张买冰箱的条子。爸爸摇头:“格老子,正品冰箱都遭那些‘官倒’弄去了。”
我问:“‘官倒’是啥子?”爸爸说:“当官的搞歪门邪道。毛老头儿在的时候,哪会这样?往年我管基建,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唉,时代变啰。”
课堂上从来不讲“官倒”。
《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
我理解不了,在那儿想啊想,想不明白,望着那台喘粗气的副品冰箱,暗自气恼,竟忘了问他:资本家为什么要把多余的牛奶倒进河里?
我想起那个夏天热播纪录片《河殇》的一个镜头:1985年“五一九”事件,愤怒的球迷们把路边的小汽车掀翻,解说词是:“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作者: 孙隆基,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80年代的“文化热”中,这本书曾以盗版复印本的形式在大学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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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这个民族的热门话题是“大国崛起”。不过有人泼冷水:“一个普遍性缺乏个体尊严,输不起的民族,必是高端界定的社会游戏规则出了问题。”
上述说法,方洪很认同。这个重庆涪陵的“红二代”,曾在“唱红打黑”期间因一条讽刺微博而被劳教一年。后来,他赢了申请撤销劳动决定的官司,却赢不了口水官司——他在长江边接受外媒采访,愤慨于因言获罪,围观者不服气,骂他卖国,他和对方大吵,差点动手。
火锅店,几口酒下肚,方洪对我笑笑:“有人要我注意形象,当英雄,其实我不是啥英雄,除了不赌不嫖,一身臭毛病。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个样子,在不干坏事的前提下,愿做啥就做啥。”
杯中酒快见底时,方洪眼角泪花闪烁:“我在劳教所里头从来没哭过,听说了有可能要废劳教的消息后,我哭了,不对,是掉泪了,发自内心地掉泪了。”
深夜里,长江在不远处孤独闪光。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刘青松;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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